学派在亚洲的接受史及影响

作者: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02日 点击数: 字体:
编者按: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是尤根·哈贝马斯最具影响力的弟子和传人。霍耐特沿着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进行范式转型的路径,将该转型中内蕴的政治伦理转向进一步凸显和展开,通过切入资本主义的当下发展,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在新背景下获得新的活力。霍耐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便开始在西方学界产生影响,在2001年3月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后,他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关注。本文系他2008年9月25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会后他应与会的童世骏教授要求,把讲稿交由本报发表。

  对于我们今天召开的这次会议,阿多诺如泉下有知,也许会茫然而不知所云。不仅会议的主题,就连与会人员的组成或许都会让他大有所惑:与会者来自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地域,而这个地域又是阿多诺在其哲学和美学思考中从未涉及过的。这个地域的代表何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去研究他的理论在这个国度的影响和被接受情况?

  黑格尔曾说:“中国从未有过历史。”而阿多诺所持观点与这一说法也并无多大出入。就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核心人物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是十分欧洲化的,确切说是灌注着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的体系:他有关文明发展的阐述不假思索地与欧洲历史联结在一起--从远古的希腊城邦开始,经由中世纪惩罚巫婆的火刑和十字军东征,最后解析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暴行。此间,埃及和亚洲地区并未有顾及,美洲的殖民化过程也未有提及,至于非洲方面更是只字未提,整个世界历史往往被用欧洲历史的那一小部分来得到权衡。如此用以阐释文明史的方式也同样体现在对理论的运用以及美学关联性的构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提及的只是欧洲或德国思想家们的理论,也就是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以及不断被论及的弗洛伊德。在阐述文学、音乐和绘画中的审美感知时触及的也局限于欧洲内部,连东欧邻国或美国的情况也只是被用疑虑的眼光审视着。

  当然,我这样说只是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而言,而在其外围却无疑有一些对欧洲以外事件、态势和发展投以较大关注的学者:在本雅明那里总是会有一些昭示出对自身眼界的空间局限表示某种疑虑的反省;上世纪20年代末,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戈尔致力于将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立发展类型来研究;而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脱离关系后的弗洛姆不久便开始了对墨西哥和西方国家早期单纯的社会化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外围出现的所有这些将理论视野拓宽到欧洲之外的趋势,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个普遍的、并已经沉淀下来的理论方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到学生运动时期在三重意义上都是一种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说:只是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只是以欧洲思想家为依托并将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欧洲看成是世界的全部。

  随着大学生运动的兴起,非欧洲国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视野,当哈贝马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对批判理论进行重新构建时,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视角显然狭窄的传统才被打破。交往行动理论不仅试图在理论渊源,而且也试图在理论与社会的关联域问题上从对欧洲现实的唯一依附中解脱出来。如今,在构建核心概念时,一些非欧洲国家的著作也被顾及,而范畴框架也被界定得很抽象,以使之也能适用于其他历史发展进程。总体上,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到自己学说可能带有的局限性。随着哈贝马斯的转型努力,批判理论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于自己所阐释和陈述内容的普遍性开始越来越感到怀疑。虽然它还没有全方位地去考察完全不相同的现代化路径的可能,但是它正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中:在理论思考的一开始就顾及到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事实。如今,批判理论面临的重要问题无疑是,必须把亚洲、俄罗斯、西欧以及南美洲不同现代化进程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即便批判理论继续遵循它本来的目标,即在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极端理性化和社会病理时,它也应该看到,这些将理性推向极致的做法和出现的社会病症,也是与不同文化条件、政治体系和经济形式息息相关的。

  看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会尤其惊讶地发现,大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并没有关注批判理论的这些最新发展,而是关注着批判理论在社会研究所成立和流亡时期的一些代表,如本雅明、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此间,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个例外。这些关注探讨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思想在亚洲地区的被接受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以及他们在今天的亚洲又具有着哪些发生影响的可能。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特有的不对应性:一方面我们这里恰好在渐渐看到了批判理论在文化指向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目前亚洲则尤其关注着批判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方面。这个不对应性便促使我们做进一步思考,这是我来与会乐意做的事。我觉得,我们之间在对待批判理论这个问题上的特有差异,可以由三种彼此互启的方式得到解释。我提出来,供在座与会者进一步思考,哪一种可能会是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这一事实或许与此相关:《启蒙的辩证法》中所分析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那里是于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也就是说,由大众传媒而来的越来越厉害的操控;对自我力量越来越强烈的消除以及在日常生活上对非理性主义悖论性的普遍回归。如果这个听上去不太可能的论断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所披露的由现代化而来的特定倒退和社会病症,对不同路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这一事实或许也与此相关:该学派的经典著作在今天的中国被看成是欧洲文化遗产的一种,了解这样的遗产本身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许正是该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使然,这样的色彩必然使它在亚洲地区像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歌德的抒情诗一样被接受,也就是说作为外来文化宝藏被接受。这样,它就是由于自身价值的缘故而必须被接受和当下化。如果这个看法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批判理论的早期代表于此成了哲学经典,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披露或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题旨,而是因为他们思想的丰富文化内涵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第三,中国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关注或许体现了中国学术知识分子一个不良的自我误读,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被认为是具有澄明问题的威力而被接受,但在事实上却并不真正掌握这样的力量。如果这第三个说法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当今中国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尔或本雅明的关注不经意地与那里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在当今中国强力推行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情况下出现的。

  这三种解释中哪一种最具说服力现在我不想做定论,但我希望我的中国同事们能告诉我们,批判理论在今天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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