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收敛不收手现象看一体推进“三不”的必要性

作者: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15日 点击数: 字体:

 

——对话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刘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鲜明指出,“仍有一些人不收敛不收手、甘于被围猎”。雷霆之势高压反腐之下,为何还有人顶风犯案?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刘嘉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

本刊记者:从心理动因看,产生腐败行为有哪些主要因素?如何继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作用?

刘嘉:从行为层面看,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决策。人在决定是否参与腐败行为时,通常要考虑腐败被发现的风险,感知到的风险越高,越能显著降低腐败。

个人腐败往往呈现出从“不敢想”到“试试看”,再到“大胆干”的发展轨迹。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之一,是风险感知过低。通常来讲,腐败的次数越多,客观风险概率会随之增大,但腐败者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却未必随之增强,原因在于腐败被发现的风险概率较低。如果连续几次腐败而未被发现,腐败者就容易产生“热手谬误”的错觉,认为下次“伸手”也不会被抓住,从而继续腐败甚至更加猖狂。

原因之二,风险可控感过高。风险可控性是指对风险的控制感,相信自己能够影响风险事件的发生,掌控最终结果。当风险可控感高时,人容易产生乐观偏差与侥幸心理,决策更加冒险,出现腐败行为;而一旦意识到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往往会放弃腐败行为。现实中,当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时,领导干部自认有一定控制力而避免受到查处,就容易产生腐败。更糟糕的是,一旦形成团团伙伙,腐败者相信“有人罩着”,即使当自己权力不足以形成高控制感时,也会出现严重腐败。

因此,通过提升感知的腐败风险概率和降低腐败风险可控感双管齐下,才能让领导干部在面对诱惑时不敢腐。因此,必须使反腐败斗争常态化和专业化。正如党中央所强调,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反腐高压态势不减,这是巩固震慑的关键。同时,持续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不断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也将持续放大震慑作用。

本刊记者:有的领导干部为何会“被围猎”而难以自拔?

刘嘉:通过对违纪违法案件的分析,心理学家发现:许多能力突出、原本清廉的官员,身边都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使用投其所好等软性手段,与领导干部形成情感联结,最终以人情关系迫使其做出违法乱纪的事。这个现象被称为心理绑架

心理绑架通常涉及关系建立、关系巩固、关系使用三个阶段,其核心就是用情感取代理性。一开始,行贿者会隐藏真实目的,只输出资源满足领导干部的需要或爱好,而不要求回报,或只提出很小要求,从而形成不平衡的关系。不求所报的付出让领导干部体验到被理解、被关心的感觉,因此容易建立情感联结,降低防御心理和风险感。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看到的,在人情世故的“温水煮青蛙”面前,一些领导干部渐渐滑向腐败。所以,领导干部警惕被围猎的风险,绝不仅仅在八小时以内,在八小时以外与人交往中,也必须高度警惕,不要被人情进行心理绑架。

本刊记者:就个体而言,如何实现不想腐的自觉?

刘嘉:习近平总书记讲,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实现不想腐的自觉,最基础、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而言,我认为,领导干部要注重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腐败作为一种可以快速提供物质财富、降低自我不安全感和焦虑的方式,是心态失衡者更倾向采取的一种行为。虽然腐败会有道德、法律代价的风险,但心态失衡的个体会在强烈的维持心态平衡动机驱使下,在确定的利益(腐败)与可能的代价(被发现)的权衡中,更关注短期的、确定性的利益,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物质主义倾向和更强烈的腐败意向。因此,领导干部应着重培育依靠自身才华、自我努力和工作业绩等内在因素支撑的积极心态,从而抵抗物质诱惑、强化纪法意识、坚守道德底线,实现不想腐的自觉。

腐败并非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便有;腐败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全球性问题;腐败是一个复杂问题,不存在单一解决方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非常科学、契合规律的。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9年第5期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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